【哲人追“思” 】

　　作者：龐元正（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共中央黨?！矅倚姓W院〕哲學教研部教授）

　　韓樹英（1922—2022），我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1943回國參加革命。1954年中央馬列學院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先后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副校長。注重哲學引導社會進步的功能，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研究方向，取得卓著成就和廣泛社會影響。曾任“七五”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執(zhí)行會長、名譽會長等。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是一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而在中國百年進步的史冊上，有一位自覺地把自己的學術活動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社會主義的命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百歲老人，他就是為讓哲學引導社會進步而奮斗終身的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韓樹英。

　　為中國進步事業(yè)而奮斗的哲學人生

　　1922年10月15日，韓樹英生于遼寧大連的一個農民家庭。由于父親重視教育和自己聰穎好學，韓樹英15歲以優(yōu)異成績考取大連中學。1942年，他又考取了日本東京大學教養(yǎng)學部的前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在日本留學期間，韓樹英開始接觸進步思想，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后改稱“新知識研究會”），進行革命活動。

　　在“新知識研究會”，他閱讀到了大量進步書籍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書籍，其中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貧乏物語》、日文著作及譯著《近代思想二十講》《東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哲學概論》《帝國主義論》等，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來，韓樹英回憶說：“我最初接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20歲的弱冠之年。我本來是學自然科學的學生，為了追求救國的真理，閱讀了一些社會科學的書，包括一些哲學的書，及至讀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才頓覺有如醍醐灌頂之感，豁然開朗，什么宇宙、歷史、人生的奧秘，一霎時感到都被馬克思主義哲學道破了?！?943年年底，韓樹英決心回國投身革命。1944年，他進入山西太岳區(qū)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工作，參與組建晉豫中學。1945年10月，韓樹英奉命奔赴東北解放區(qū)，先后擔任大連市立高級中學校長，大連市教育局副局長和大連市文教局局長。1950年，韓樹英被組織推薦考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哲學專業(yè)學習，他師從中國老一代著名哲學家楊獻珍、艾思奇，刻苦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系統(tǒng)學習了哲學專業(yè)知識。1954年畢業(yè)后留校任教，開始了他的哲學教研生涯。韓樹英的哲學活動主要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954年到196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韓樹英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和中央高級黨校任教，1961年任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成為時任哲學教研室主任艾思奇的副手。這一時期韓樹英開始在哲學領域嶄露頭角。他發(fā)表了《科學分析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正確對待客觀條件》《防止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和保守傾向》《哲學工作應該為現實斗爭服務》等文章，在當時中國社會“左”的思想開始抬頭的復雜狀況下，堅持了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有的實事求是立場。這期間，韓樹英作為主要骨干成員，參加了由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編寫和定稿工作。此書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成功經驗，豐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提高全國全黨的哲學基本素養(yǎng)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韓樹英遭受打擊迫害，直至1977年平反后才迎來哲學活動的高峰期。

　　1977年到1979年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前后，韓樹英先后擔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77年中央黨校復校后，胡耀邦同志主持黨校工作。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tài)》發(fā)表經胡耀邦同志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fā)表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fā)。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迅速在全黨全社會展開。韓樹英作為哲學教學的負責人，精心組織了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和討論。他本人帶頭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文化部和很多省市部門作報告，對推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為配合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深入開展，破除個人崇拜的思想禁錮，在胡耀邦同志的提議和支持下，韓樹英撰寫了《“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一文，1978年7月15日《理論動態(tài)》予以發(fā)表，7月23日光明日報頭版以顯著位置轉發(fā)。這篇文章不僅提出論證了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前提問題，而且矛頭指向“兩個凡是”和個人崇拜，對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這期間，韓樹英等同志于1977年12月首先對康生這個黨內理論大奸進行了揭發(fā)批判?？瞪鳛橹醒胛母镄〗M顧問作惡多端，對中央黨校和理論界危害尤甚。韓樹英等同志以實踐作為檢驗標準，揭露康生的極“左”面目和罪惡，為全黨對康生的最終歷史定案作了思想輿論準備。

　　1979年到1992年的改革開放初期，韓樹英先后擔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和副校長，這是他教學活動和哲學研究最為活躍的時期。1978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我們黨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序幕。從1979年開始，韓樹英在繁忙的教學行政工作之外，投入巨大精力主編了《通俗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兩部理論著作。由于對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進行了開拓性研究，適應了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現實需要，這兩部著作成了廣大青年和干部群眾的熱門讀物，多次再版發(fā)行，產生了廣泛持久的社會影響。韓樹英還發(fā)表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若干哲學問題》《矛盾、動力和經濟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文章，用哲學觀點闡述改革開放的各種問題，探索社會主義的基本規(guī)律，尋找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動力，有力地發(fā)揮了哲學變革推動社會變革的先導作用。

　　1992年之后的改革開放深入發(fā)展時期，韓樹英雖已進入古稀之年，但他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仍以極大精力關注著中國的改革與發(fā)展，更為強調和注重哲學引導社會進步的作用。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fā)表后，中國改革開放獲得強大動力，攻堅克難，向縱深發(fā)展。面對改革深入發(fā)展出現的一系列難題，韓樹英知難而進，先后選擇了社會主義發(fā)展動力、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yè)農村農民和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等存在重大爭議的問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力圖從哲學上為探討和解答這些問題提供深層思考。他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極富創(chuàng)見，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進入耄耋之年，韓樹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主義的信念歷久彌堅，他多次通過參加學術會議和接受采訪，發(fā)表充滿激情的講話，寄語哲學工作者：“我們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方向，讓廣大群眾和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分析中國的前途命運?！?/p>

　　回望韓樹英的哲學人生，他不僅是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哲學家，而且是自覺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引導中國社會進步的哲學家。

　　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韓樹英學貫中西學養(yǎng)深厚，但他始終把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為哲學研究堅持的方向。對此，人們往往首先提到，他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編寫工作中的作用和貢獻。20世紀50年代末，中共中央書記處考慮到我國哲學教學中使用的一直是蘇聯的教科書，決定編寫能夠反映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成果的教科書。黨中央理論小組確定以中央黨校人員為主，編寫一本哲學教科書。艾思奇擔任該書主編，韓樹英作為艾思奇的副手，成為該書寫作骨干和最終少數定稿者之一。1961年，《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一書出版后，很快成為在全國廣受歡迎的通用教科書，成為廣大干部群眾學習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最為流行的書籍?，F在看，這部書雖然無法避免其在特定年代的歷史局限，但確是一部反映中國共產黨人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對于人們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韓樹英為此作出了積極貢獻，并在1978年由他主持該書的修訂再版，繼續(xù)發(fā)揮這部哲學通用教材的作用。此后，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更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推向了新的時代高度。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韓樹英還極為重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他認為，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最重要的成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生動運用和豐富發(fā)展。在他主編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和他主持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研究成果《毛澤東哲學思想》等一系列著述中，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根本特點、主要理論及其當代意義，都作了深入研究和闡述。他特別指出，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和重大任務，就是要解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哲學問題，并把毛澤東哲學思想定義為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時代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而發(fā)展原理的哲學理論和方法”。韓樹英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根本特點的研究，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本質要求的深刻理解和獨到闡述。

　　在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韓樹英始終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包含著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問題；另一方面是以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成功經驗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但前一個方面更為根本，因為沒有前一個方面，后一個方面就無從談起。因而他更為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去回答和解決中國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重大實踐問題。他常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書齋中的哲學，不是坐而論道的哲學，而是實踐的哲學，哲學前沿問題要關注涉及國家、民族發(fā)展的根本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探索和回答重大實踐問題，這正是韓樹英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最鮮明最突出的特點。

　　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期間，他發(fā)表的《“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開展真理標準討論問題》《真理的實踐標準和科學的唯物主義路線》《真理標準討論還要不斷深入》《清理“左”的思想，堅持三中全會路線》等文章，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分析國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堅持真理標準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全面地揭示和展現了真理標準的理論蘊含；他從經濟上的“唯意志論”、政治上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錯誤理論、思想意識形態(tài)上的個人迷信思想三個方面，全面清理思想路線上“左”的思想根源；他從哲學上深刻地闡明黨的思想路線的實質，全面地總結黨在堅持思想路線問題上的歷史經驗，為實現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韓樹英投入極大精力，關注和研究中國改革和發(fā)展中的重大問題，對我國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他從中國的特殊國情出發(fā)，抓住了中國實現現代化最為關鍵的三個重大問題，即市場經濟模式、農業(yè)農村農民發(fā)展和國有企業(yè)改革，進行專門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發(fā)人深思的觀點，引起中央領導和社會各界廣泛重視，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現代化實踐的重要作用。

　　關于市場經濟模式，在1993年黨中央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前后，韓樹英就提出，要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問題。他撰寫了《日本模式中的國家、市場和企業(yè)》《要對市場經濟進行比較研究》等文章，指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多種模式，不同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進而，他提出“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兩只手相結合”，是我國建立市場經濟的大問題。他提出，我國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點，又必然有社會主義的一般特點，“它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于“三農”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韓樹英就多次提出要重視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并率先把這個問題簡稱為“三農”問題，并認為“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因此又可以概括為“農民問題”。1992年，在《“三農”問題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一文中，他通過對歷史經驗的分析指出，在中國如何對待和處理農民問題，“不論是在革命過程中還是在建設過程中，始終是影響全局，關系到事業(yè)成敗的根本問題”。他認為，只有正確把握“三農”問題的重要地位，認真創(chuàng)造條件解決農民問題，才能有國家工業(yè)化現代化的實現，才能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韓樹英關于“三農”問題的理論觀點不僅受到理論界的關注，而且也得到黨和國家決策部門的重視和采納。

　　關于國有企業(yè)改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改革深入推進，國有企業(yè)如何與市場經濟接軌，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fā)展壯大，成了改革的焦點問題。1995年，為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年逾古稀的韓樹英不顧身體多病，出任中央黨校寶鋼發(fā)展道路研究課題組的顧問，多次赴寶鋼調研。在他的指導下課題組寫出了《一個國有大企業(yè)的出色答卷——寶鋼投產十年調查》的調研報告，在人民日報8月28日頭版頭條發(fā)表。調研報告把寶鋼發(fā)展的經驗總結概括為，“以高起點的技術創(chuàng)新、管理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贏得競爭優(yōu)勢”，認為國有大企業(yè)只有通過創(chuàng)新提高競爭力，才能在市場經濟中站穩(wěn)腳跟，發(fā)展壯大。韓樹英對寶鋼的“三個創(chuàng)新”從哲學高度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在我看來，這三方面的創(chuàng)新可以說圍繞著一個中心，即不斷創(chuàng)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并運用唯物史觀揭示了創(chuàng)新與提高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他強調，雖然寶鋼的具體經驗和做法都伴隨有自己的特殊條件，但它的基本經驗、基本道路則具有普遍意義。此后“技術創(chuàng)新、管理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成為眾多國有企業(yè)推進改革的重要路徑，也成為中央對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重要要求。

　　　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化

　　在韓樹英看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具體實際相結合，不僅要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歷史經驗，更要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中國建設和改革實際相結合的新鮮經驗，要為解決時代發(fā)展提出的各種問題提供新答案，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與時俱進。因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與時代化是相互聯系、緊密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化。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和《通俗哲學》兩部著作，不僅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取得的重要成果，更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作出的重要貢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我們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的哲學理論研究在經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創(chuàng)之后，迎來了曙光。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陸續(xù)寫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內容、新思想、新語言的有分量的論文、書籍、讀本、教科書來，填補這個空白”。為落實鄧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宣部提出要編寫一部新的哲學教材，時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的韓樹英，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立即組織力量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此時，他剛剛完成對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修改定稿和出版工作，但他之所以堅決地接受這一任務，恰恰是出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的一種使命感。他分析說，艾思奇版本的長處是基本理論的闡述比較穩(wěn)妥，不足之處是“不要‘現代化’”，但時間畢竟過去了20多年，“其間中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世界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隨著這些變化的發(fā)生，隨著實踐經驗和科技革命的發(fā)展，提出了許多新的哲學問題，出現了各種思潮，國內外的哲學研究也有了不少新的成果，因此原有的理論觀點和論述必須加以充實和提高，必須發(fā)展”。他認為，哲學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中國的改革開放迫切需要能夠反映時代引導時代的哲學。因此，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的編寫，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的重要工作，決心為廣大黨員干部和讀者提供一部充滿改革開放時代精神的哲學教材。

　　為了鮮明地體現哲學時代化的特點，韓樹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的編寫從三個方面作出了努力。

　　首先，在指導思想上，他提出：“從哲學上概括我國的基本實踐經驗，不僅要反映過去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更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特別是要著重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從哲學上反映對這些經驗作出的新的理論概括。”“要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路線重大方針政策作出哲學論證，自覺地服務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卑凑者@一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階級斗爭理論、黨的思想路線、生產力在社會發(fā)展中的最終決定性作用、科學在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反對個人崇拜等基本理論問題，都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改革開放以來新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哲學上的新概括新闡述，生動體現了哲學理論的與時俱進。

　　其次，在時代特征和哲學功能把握上，明確提出了時代主題和哲學功能的轉變問題。在《通俗哲學》的緒論“時代精神的精華”中，韓樹英寫道：“過去，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目的在于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馬克思主義哲學武裝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F在，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目的在于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繁榮富強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培養(yǎng)建設社會主義并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一代新人?！痹凇恶R克思主義哲學綱要》中，韓樹英又根據時代主題的轉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功能轉變的問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革命前、革命時期，它是為推翻反動統(tǒng)治和實現革命改造的任務服務的；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后，哲學的功能必然會有所轉變。他獨創(chuàng)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社會主義發(fā)展中的功能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幫助人們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二是不斷探索社會主義發(fā)展規(guī)律的理論認識功能；三是進行現代化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方法論功能；四是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和教育功能。這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社會主義發(fā)展時期四種功能的概括，實際上是在哲學界最早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發(fā)展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主題和功能的轉變問題。即使從今天來看，時代主題和哲學功能的轉變，無疑都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的基本根據。

　　最后，盡可能使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對原有的哲學理論觀點加以闡釋和提高?！恶R克思主義哲學綱要》對非歐幾何、相對論、人工智能、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等新的重要自然科學成果進行了哲學闡述與概括，對“黑洞”假說、“宇宙大爆炸”理論、信息的本質等現代自然科學提出的疑難課題，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哲學分析與解答，從而對哲學的物質論、運動論、時空論以及意識論的闡述更具有時代性和針對性。為了從哲學上提煉現代系統(tǒng)理論的思維成果，在辯證法總論中專門增加了“事物作為系統(tǒng)而存在”一節(jié)，既以科學嚴謹的態(tài)度又以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對系統(tǒng)論的成果作出了哲學新概括。

　　由于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的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洋溢著時代精神，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1990年被中宣部推薦為全國干部哲學學習的參考教材。另據《深圳特區(qū)報》載“1978—1998年‘深圳青年喜愛的書’推薦書目”，該書在200部書籍中名列第一。旨在整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優(yōu)秀出版成果的《中國文庫》，2004年出版的第一輯，收錄圖書品種100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亦名列第一。

　　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通俗化

　　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開哲學大眾化通俗化之先河。1981年，韓樹英主編的《通俗哲學》出版，成為繼《大眾哲學》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通俗化的又一有著廣泛社會影響的重大成果。《通俗哲學》出版后，馮定、任繼愈、沙英等多位哲學家分別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哲學研究》發(fā)表書評，給予了熱情贊揚和充分肯定。任繼愈評價說：“《大眾哲學》喚起青年投身于推翻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革命運動之中；而體現時代精神的《通俗哲學》推動廣大群眾投身于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的洪流中去。”《通俗哲學》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關鍵因素不得不說與韓樹英對哲學大眾化通俗化持有的理論觀念和獨特理解直接相關。

　　首先，韓樹英認為，哲學大眾化通俗化絕不單純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屬性的根本要求。他認為，哲學的大眾化通俗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階級性實踐性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為反對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完成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就需要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有自己的哲學武器。馬克思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表n樹英認為：“哲學從少數人研究的學問成為廣大群眾關心的學問，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實現的哲學重要變革之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代表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理論品質，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實現大眾化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只有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掌握廣大群眾，才能成為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它掌握群眾的程度越廣越深，它所顯示出的改造世界的力量也就越大?！彼?，他強調，把哲學交給群眾，使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在實際工作中學會運用哲學，這是我們黨應當經常注意的工作，也就是哲學工作者應該努力進行的工作。

　　其次，韓樹英認為，哲學大眾化通俗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群眾的基本途徑。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史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普及、宣傳、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韓樹英與艾思奇一起工作前后達15年之久，通過艾思奇和《大眾哲學》，他親身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通俗化所產生的巨大力量。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早就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就進入了中國，但是真正得到群眾的了解和廣泛傳播，恐怕不能低估《大眾哲學》的作用?！彼J為，《大眾哲學》首創(chuàng)的哲學大眾化通俗化的形式，“為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在我們中華大地上贏得空前廣闊的陣地，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廣泛傳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谶@種認識，韓樹英認為，要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引導我國社會進步的強大力量，不僅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而且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通俗化，哲學工作者要自覺地把大眾化通俗化作為傳播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使命。

　　再次，韓樹英認為，哲學的大眾化通俗化必須在理論內容上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他認為，通俗化是手段，是形式，通俗化并不是要降低理論和思想水平，一定要避免為了追求通俗化而流入庸俗化，庸俗化是通俗化工作的大忌。他強調：“通俗哲學讀物也要反映哲學研究的新成果和哲學思想的發(fā)展，使理論內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睘榇?，他要求寫作通俗哲學讀物，要有針對性地講述哲學道理，要解除讀者的思想困惑，使之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現實性，要從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高度，抓住事物的根本來回答問題。

　　最后，韓樹英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通俗化必須有適當的形式，通過人民大眾易于掌握喜聞樂見的形式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認為，《通俗哲學》之所以廣受青年和讀者歡迎，是由于在很多方面繼承和發(fā)揚了《大眾哲學》等通俗讀物的表述方式和有益經驗：一是努力把哲學理論與現實實際緊密結合起來，要善于把現實問題提到理論高度，又善于把理論運用于現實問題的分析，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二是要把理論內容的創(chuàng)新性與理論表達的通俗化結合起來，用通俗易懂、生動活潑、情理交融的大眾化語言講述深刻的道理，做到深入淺出，耐人尋味；三是要把哲理的科學性與知識的趣味性結合起來，通過對古今中外的歷史故事、現代科技的各種知識的分析,以及對詩詞歌賦、成語典故、名言警句的引申，使讀者在增加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過程中，受到哲理的啟迪。

　　正是由于韓樹英對哲學大眾化通俗化有著如此深刻的理解和執(zhí)著的追求，加之有一批才華橫溢而又志趣相同的作者的共同努力，《通俗哲學》才能成為一部具有鮮明的時代感、現實性和針對性，融思想性、科學性、知識性、可讀性于一體，長期以來在廣大青年和群眾中深受歡迎的哲學通俗讀物。1983年，該書在全國通俗政治理論讀物評選中獲一等獎，并名列榜首。一直到2021年此書還在再版重印，總印數達到300萬冊以上?！锻ㄋ渍軐W》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一起作為僅有的兩部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1995年被國家新聞出版署列為國家“常備書目”。2007年出版的《中國文庫》第三輯，又將《通俗哲學》選入其中?！锻ㄋ渍軐W》影響之廣泛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馬克思曾指出：“哲學家的成長并不像雨后的春筍，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韓樹英終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可以說就是這樣一位屬于時代、屬于人民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