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運的波折面前，今天的年輕人面臨一個蓬勃的年代，無論我們遭遇再多的痛苦，也不會比高加林更痛苦。如果高加林在那種痛苦中，能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道路，重新走出自己人生的輝煌，那么今天的年輕人就更沒有理由放棄自己。

　　1982年，作家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一經面世，便引發(fā)讀者強烈共鳴。41年后，由閻建鋼執(zhí)導，陳曉、李沁領銜主演的《人生之路》播出，同樣引發(fā)了當代青年對于人生和理想的討論。從《平凡的世界》《人世間》《人生》再到待播的《繁花》等作品，嚴肅文學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進入了爆發(fā)期。對于嚴肅文學的影視化，如何找到嚴肅性和當代價值間的微妙平衡，新京報記者專訪了電視劇《紅高粱》《幸福到萬家》編劇趙冬苓，《人生之路》總制片人魏巍，以及《人世間》編劇王海鸰、導演李路等業(yè)內人士，在他們看來，當下影視工作者對于嚴肅文學的“再創(chuàng)作”，希望在回望過去幾十年時代變遷的同時，融入契合中國社會真實發(fā)展邏輯的內容，產出能夠引導觀眾思考的作品。

　　為什么改編

　　回看過去，展現歷程，何以成就民族復興

　　2015年，根據路遙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播出，鏡頭中營造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質樸的懷舊氣息，讓不少觀眾被“戳中淚點”；2020年，改編自陳彥同名小說的電視劇《裝臺》播出，聚焦“裝臺”工人這一底層群體；2022年，根據梁曉聲同名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改編的《人世間》作為央視開年大戲播出，該劇收獲了口碑和人氣的雙豐收；同年由鄭曉龍執(zhí)導，趙麗穎領銜主演，改編自《秋菊打官司》的電視劇《幸福到萬家》熱播，再度掀起嚴肅文學的改編熱潮。

　　嚴肅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思想性和時代影響力深遠，其文字經得起時間考驗，也經得起不同時代讀者的反復回味。路遙中篇小說《人生》在問世以來的四十年中，激勵了幾代年輕人，《人生之路》部分取材于《人生》，以上世紀80年代陜北高原的城鄉(xiāng)生活為時空背景起點，講述了高加林、劉巧珍等一批青年人在抉擇中突破困境，找尋自我人生的故事。在魏巍看來，今天看《人生》看到的不止那一代年輕人的人生困境，更多的是那一代人怎么樣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成就了民族的復興之路。

　　《秋菊打官司》原著出版于上世紀90年代初，趙冬苓坦言，到改編《幸福到萬家》的時候，中國社會已經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包括農村邁向現代化的步伐迅猛發(fā)展，中國的農村也在慢慢從宗法式的農業(yè)文明邁向現代文明，一大批像秋菊這樣的農村女孩，個人意識逐漸開始覺醒，和以前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決裂，邁向城市文明和現代化社會。而《幸福到萬家》切中的正是當下鄉(xiāng)村振興的時代主題、社會熱點，以及鄉(xiāng)村精神文明建設、法治建設。這是今天當下社會所面臨的課題，和小說的故事延展是能連接在一起的。

　　《人世間》原著雖然創(chuàng)作于2017年，打動人心的同樣是時代發(fā)展中人的變化，全劇圍繞周家三兄妹的成長，呈現了跨越近五十年的時代變遷。在導演李路看來，這么多年，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發(fā)展成現在這樣，經濟總量發(fā)展到這般規(guī)模，描寫工人階層的影視劇實在不多。其中經歷了布票、糧票、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飛速發(fā)展的幾十年。“這確實就是我們經歷過的變遷、飛躍，這是令世界矚目的，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社會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本巹⊥鹾｛_通過《人世間》真切感受到上世紀70年代底層老百姓的生活，“他們這么窮，這么苦，依然能夠頑強生活。那時候那么困難，大家還能一塊度過來，真的不易。”同時，《人世間》也給王海鸰帶來了思考，“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強大過、軟弱過、被欺負過、貧窮過，但是永遠沒有被征服過，永遠沒有被同化過。我在想，這其中，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p>

　　改編有什么意義

　　對無數普通人的善意注視

　　《紅高粱》《秋菊打官司》兩部文學原著分別創(chuàng)作于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但其中塑造的主人公都具有鮮明的當代性。秋菊盡管從小生活在相對封閉的農村，但她不是一個活在別人期待中的傳統(tǒng)農村婦女，她是一個為自己而活的女性。在趙冬苓看來，秋菊從一個普通的農村女孩一步一步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而堅持打官司，正是她的自我意識在覺醒，她活成了一個真正的現代女性。其中所傳遞出的“女性做自己”的理念，時隔三十年后，也依然為當下年輕人所推崇。

　　和秋菊一樣，《人生》小說主角高加林當時所面對的城鄉(xiāng)隔閡、發(fā)展空間受限等人生困境，也一直促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現實社會進行深度思考。上世紀80年代，中國城鎮(zhèn)化水平還比較低，大量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和小城鎮(zhèn)，他們對現代城市文明的向往會更加強烈。不光是高加林，所有年輕人內心都帶著這樣一種渴望，向往大城市、向往不一樣的生活。魏巍表示，劇中高加林不愿向命運屈服的精神被放大，時代變化下的人生抉擇成為作品底色，展現了更多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痛苦與掙扎，放在今天同樣能夠引發(fā)觀眾共鳴。

　　嚴肅文學的文字故事往往濃縮著作者對時代或一種人物的深刻思索。在路遙原著中，青年們經歷漫長的摸索和困境后，迭代出更成熟的自我，原本的困境在自身努力與時代進步中不斷破局?！度松贰穼⑷宋锏拿\從上世紀80年代延展到新世紀，對原著“結局”進行具有時代性的續(xù)寫。原著《人生》中，講的是高加林想要掙脫黃土地卻求而不得的人生，看上去是對感情的選擇，實際上則是對“扎根”還是“向上爬”的抉擇，最終結局呈現了一種宿命般的悲哀。而《人生之路》中，續(xù)寫了高加林的結局，在重歸黃土地之后，高加林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擁有了再一次走出去的機會。魏巍表示，續(xù)寫的結局更多還是出于對頑強又現實的高加林的未來的一種寬厚的猜測，而這種猜測也來自我們對現實里無數普通人的善意注視，“在命運的波折面前，今天的年輕人面臨這樣一個蓬勃的年代，無論我們遭遇再多的痛苦，也不會比高加林更痛苦。如果高加林在那種痛苦中，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走出自己的人生輝煌，那么今天的年輕人就更沒有理由放棄自己?！?/p>

　　改編難度在哪里

　　把小說里的東西外化、影像化

　　嚴肅文學的強文學性也給改編帶來了很大困難，與原著小說相比，劇版《人世間》要立體地反映特定時期、表現工人階級。王海鸰坦言，電視劇是戲劇和文學的結合，這種方式決定了無巧不成書，“難就難在這個地方，要把小說里表現的東西外化、影像化。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動不再是文字描寫，必須讓其行動起來，這是比較困難的。”

　　魏巍曾經參與過《紅高粱》《人生》等多部嚴肅文學的影視化，在他看來，改編過程中的一大挑戰(zhàn)就是，既要從文學經典中汲取豐厚的營養(yǎng)，又需要不斷地用時代的眼光去解讀文學經典，與時代同頻共振。比如《人生》里年輕人經歷的挫折、痛苦，是一代代年輕人都共通、都會經歷的，只有看到共同的痛苦和掙扎，才能收獲共同的力量感；而《紅高粱》每一個瞬間呈現的都是真實、果敢、大膽的新時代思維，帶來的是開放思想和封閉社會風氣間的矛盾，呈現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鄉(xiāng)土中國”。

　　此外，從影視創(chuàng)作角度，嚴肅文學的改編在保留原著內核的基礎上，也同樣需要融合時代筆觸進行改編。《人生》中有著“民辦教師被頂替”的情節(jié)，在《人生之路》中改編為高明樓的兒子高雙星頂替了高加林的大學名額，這也是劇中最突出的一個改編，改編后戲劇沖突更強烈，被頂替造成的后果，給主人公的打擊更大、更持久。高考的冒名頂替集中爆發(fā)在上世紀80年代，但是高考冒名頂替作為案件，作為社會熱點事件，前幾年才暴露出來。魏巍表示，這個情節(jié)改動符合那個年代的歷史邏輯，生活邏輯，現實邏輯，但又是當下的觀眾非常有感觸的社會熱點話題，用它來替代原著中的民辦教師資格被替換，是繼承了路遙的文學內核和戲劇邏輯，并且把它順利延展到當下，讓觀眾能夠更加同頻共振。

　　怎么讓人物更生動

　　賦予人物更多溫暖、明亮的基調

　　《人生》要改編成電視劇體量不夠，在改編過程中，一方面在時空上大幅延展，一直延伸到和大家現在的生活比較貼近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通過增加新角色、調整老角色，拓展成群像戲，眾多角色都在人生中不停地面臨關鍵節(jié)點的抉擇。據魏巍介紹，《人生》在改編過程中，有一些改動是考慮到更符合當下的審美，更容易被當下年輕人所接受，比如相較于原著高加林身上仍然背負命運的枷鎖，但也隨時代的發(fā)展賦予了他從中掙脫的可能性，讓他擁有了更廣闊的實現人生價值的通道；劇中描繪了劉巧珍對高加林勇敢的表白，在魏巍看來，劇中的巧珍是一個熱烈自主的形象，在巧珍的人物改編上也融入了更多現代感元素，讓她一定程度上擺脫了80年代女性的依附性，讓她能夠在新時代立足，展示女性的主動性與生命力。同樣，劇中的男女情感也比較符合當下年輕觀眾的審美喜好，比如高加林、劉巧珍愛情中青春懵懂、美好的一面，在劉巧珍面對愛情的態(tài)度上，《人生之路》將她改編得更熱烈直接，更加符合當下青年人的愛情觀。

　　除了加入更具時代感的元素之外，在人物塑造上，賦予人物更多溫暖、明亮的基調也是嚴肅文學影視化中的一大特點。《人世間》原著色調是鋼鐵色的、灰色的，王海鸰坦言，灰色給人堅韌、頑強的感覺，但同時也是沉重的。而她個人希望生活是明亮溫暖的。任何一段生活，它都有兩面性，就像大家生活在一個集體里，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劇中一些人物的改編也得到了相應的“暖色調”。比如《人世間》小說原著里馮化成被寫成渣男，得意后始亂終棄，與周蓉離婚了。在劇版中，王海鸰希望給人物的變化一些理由，因為妻子成長了，妻子不再像最初那樣仰視他，他感到了失落，重新在其他女人身上找到昔日的感覺。于是，王海鸰將馮化成寫成一個更合理的犯了錯誤的人，把這個人物完善了；原著中的駱士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暴發(fā)戶形象，王海鸰把他改成了一個企業(yè)家，因為要寫五十年的變遷，一定會寫到改革開放，小說也提到，駱士賓從南方賺了錢回來，至于怎么成為企業(yè)家的，經歷了多少挫折，多少困難，這其中對改革開放初期企業(yè)家的描寫就落到了駱士賓身上，這個人是顛覆性的改動。

　　改編是否有邊界感

　　不刻意迎合，“尊重”又“不尊重”

　　和流行文學、網絡文學不同，嚴肅文學通常不是按照觀眾的愿望，而是按生活的邏輯和創(chuàng)作的邏輯去進行創(chuàng)作的。也正因此，在王海鸰看來，嚴肅文學的改編原本就不需要刻意去“迎合”誰，人性是相通的，其中有生命力的人物放在任何時代，都一樣可以得到共鳴。比如《人世間》中，周家小兒子周秉昆是全劇的核心人物，他沒有哥哥姐姐聰明、出類拔萃，只有著一顆純樸善良的心和敢于擔當的勇氣，他一路遭受著各種挫折，卻沒有像當下時髦的爽劇“大男主”一樣，擁有一個逆襲“開掛”的人生。王海鸰表示，不是所有人生來就開掛、自帶光環(huán)，那是少數，而周秉昆的價值觀應該為大家所接受，而且所有普通人應該從他那里得到撫慰?！罢l都愿意看英雄。但平民寫好了，‘非英雄’寫好了，寫出人性深刻的東西來，一樣會得到大家認同?！?/p>

　　趙冬苓對文學原著的態(tài)度則是，“尊重”又“不尊重”。所謂的尊重，就是要尊重原著的精神，比如《紅高粱》的精神是對生命力的歌頌，對野蠻生長、不屈靈魂的傳遞和發(fā)揚。趙冬苓用《紅高粱》的九兒舉例，她的行為方式中透露出不屈不撓的靈魂、旺盛而倔強的生命力，所以她也做了很多好事，堅持了民族大義，同時她也做了不少很“混”的事兒，比如她和余占鰲的關系，“但是這些行為非常符合她張揚的個性，我覺得恰恰在這一點上得到了年輕觀眾的認可?！贝送猓诠适聦用嫔?，除了尊重原著的精神以外，趙冬苓坦言，原著對于自己來說只有素材的意義，“在這個基礎上自由地重新構架、重新創(chuàng)作，去擴展它的內容，去寫自己的人物譜系、人物世界。”

　　無論哪一種創(chuàng)作方式，若想拉近嚴肅文學和當代年輕人的距離，在趙冬苓看來，首先編劇本人應該和現在的年輕人尋求到共鳴，如果編劇的審美已經落后于時代，也很難寫出一部得到年輕人認可的作品，甚至會散發(fā)出一種腐朽的說教意味?！耙恍┳髌凡蝗ふ液彤斚碌墓缠Q，而是站在一個正確的立場去教育別人，這不是平等的姿態(tài)，也不會被年輕人接受。”

　　采寫/新京報記者 劉瑋 張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