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的第一視角創(chuàng)作,看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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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諸如《我在北京送快遞》《趕時間的人》《在菜場,在人間》等勞動者自述式創(chuàng)作成果走進大眾視野?!豆と巳請蟆酚浾卟稍L了解到,勞動者的自我表達實則并不局限于文字,還有照片、話劇等多種形式,它們共同構成了來自職業(yè)主體的創(chuàng)作圖景。
1月27日,回到家已經(jīng)是晚上9點,收拾完后的張小滿還是打開了母親春香的“保潔日記”,幫她進行修改和謄寫。2023年11月,《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出版,書中的主人公春香也逐漸有了書寫的欲望,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女兒張小滿承擔了后期工作。
不止于文字的表達
有一位阿姨能說流利的韓語,有一位東北大哥就睡在商場廁所,有的商家會把剩菜送給保潔……2021年春節(jié)假期,張小滿終于有時間和在商場做保潔的母親聊聊她的工作,也獲知了原來整潔的城市生活服務背后還有這樣鮮活的人群。
“在我看來,我和母親雖然職業(yè)不同,但都是從農村進入城市謀生的女性,在角色上有很多相似點,但這些年都忙著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缺乏深入的溝通?!背鲇谶@樣的想法,喜愛寫作的張小滿決定將這位50多歲農村母親在大城市做保潔的經(jīng)歷記錄下來。
為此,母女二人展開了一場合作。張小滿有時間就去幫春香做保潔,觀察她的工作環(huán)境、工作方式和身邊的同事;春香下班后就和女兒交流今天發(fā)生的故事,在和出版社確定出版計劃后,還負責督促她好好寫作?!澳赣H就像是我的另一雙眼睛,只有用她的視角去寫,才能更真實、平等地表達這個群體的想法?!睆埿M說。
對于已經(jīng)在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zhèn)定居的農民工攝影師占有兵而言,鏡頭則是他的“眼睛”。1月15日,第二屆小火球紀實攝影獎獲獎作品公布,占有兵的攝影集《東莞制造——轉型》獲得銅球獎,均來自他在這座制造業(yè)城市生活20多年來所拍攝的100多萬張攝影作品。
“以前在車站可以看到,工人用化肥袋、膠桶裝行李,看到陌生人笑得比較拘謹,現(xiàn)在的年輕人用專門的行李箱、行李袋,表情很放松地打游戲?!?0世紀90年代末,占有兵從老家湖北襄樊來到長安鎮(zhèn),從電子廠工人做起,為了幫工廠拍宣傳照拿起了攝影機,沒想到攝影最終成為自己的職業(yè),也記錄了時代的變化。
在創(chuàng)作中“打撈”自己
對占有兵而言,即便自己已經(jīng)不是流水線的操作工,但所拍攝的對象都是與自己同時代、同背景的人,“這就是我的生活,是這一代人的共同經(jīng)歷?!痹谒磥?,一代代的工人來了又走,自己的拍攝就是在“打撈”親身經(jīng)歷。
“我寫的并不是普遍的快遞員,而是個人的親身經(jīng)歷,都是真實事件和內心想法?!薄段以诒本┧涂爝f》的作者胡安焉也向記者表示,是先有個人的創(chuàng)作欲望,后來才有這本記錄他19份工作經(jīng)歷的非虛構作品集。
在成為快遞員之前,胡安焉的身份是網(wǎng)店店主。出貨量大的時候,自己每晚都要留下來整理發(fā)貨,和一位相對固定的快遞小哥對接?!八偸切ξ?,無憂無慮,我感覺他比我快樂多了,不像我愁眉苦臉?!焙惭烧f,就是這個深刻的印象,讓他離開網(wǎng)店后決定去送快遞。
“快遞員和大家的生活接觸頻次越來越多,但他們并不是投遞機器。這些個體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樣的,想法怎么樣,很少有人知道?!睂惭啥裕瑢懽魇撬眯膽值姆绞?,能夠讓他將這些職業(yè)經(jīng)歷娓娓道來。
去年9月,羅雪芳與其他20多位家政工姐妹們在北京798藝術區(qū)的一家畫廊,再次向公眾表演了近百位家政工集體創(chuàng)作的身體劇場《分·身》。來自山西的家政工高冬梅來到北京,雇主和她說話時,她愣在原地沒有回應。那是普通話第一次闖入她的世界,她分不清是電視機里面的人在說話,還是雇主在說話。這個故事成為《分·身》的創(chuàng)作起點,歷經(jīng)3年打磨最終完成。
在舞臺上,家政工們要在流動中找到各種不同的相互依靠的方式,有的人在各種交叉的手臂間穿梭,有的原本陌生的手緊緊相握,衣服的胸口處寫著“勞動最光榮”。作為劇場創(chuàng)作的全程參與者之一,羅雪芳認為,在這種設身處地的挑戰(zhàn)中,大家逐漸理解了家政工真實的、勞動的身體究竟是什么樣的。
被看見的重要性
盡管公開表演的機會不多,《分·身》的每次亮相都能收獲來自觀眾的熱烈掌聲。據(jù)該劇場表演發(fā)起機構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創(chuàng)始人梅若介紹,這些沒有任何演出經(jīng)驗的家政工,休息日就帶著自己的經(jīng)驗走進排練場。她說:“當家政工登上藝術舞臺,同時登上舞臺的還有她們的職業(yè)價值和生命尊嚴?!?/p>
和表演相比,文字對勞動者而言有更高的門檻,這也是胡安焉認為自己的書能夠受到如此歡迎的原因之一。“出租車司機、快遞員這類勞動者往往被認為沒有文字表達能力,我當時的同行也確實是發(fā)語音居多。這樣一來,第一人稱視角的職業(yè)寫作是罕見的,具備稀缺性?!焙惭烧f。
張小滿也總是提醒自己,要用白描化、場景化的方式去完成寫作,否則仍然是“場外”的視角,而不是勞動者群體自身。她告訴記者,《我的母親做保潔》出版之后,看這本書的保潔員沒有多少,母親的同事知道自己在寫作后,也只是慈愛地對她說:“你寫吧,拿去賣錢!”
然而,對于母親春香來說,她希望保潔員群體的領導能看到這本書,“掙錢和勞動是很光榮的事情,但是保潔員工作中接觸的東西是臟的。希望領導看到書后多一些同理心,改善大家的工作環(huán)境。”春香說。
作為《我的母親做保潔》的責任編輯,蘇本坦言,非虛構寫作并不算“新潮”,這幾年的本土紀實作品也在不斷充實,而勞動者自身的創(chuàng)作顯得真實懇切,鮮少矯飾,讀起來令人非常受觸動,也確實更容易引發(fā)讀者們的關注和討論。她說:“如今,準作者們有了更多平臺可以展現(xiàn)自己,他們自己和所在的群體,也有更多機會被看見。被看見是很重要的,多多益善。”
劉小燕
(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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