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福建龍巖11月7日電 題：“景弘故事”何以迄今流傳東南亞？

　　——專訪福建龍巖學院教授、閩臺客家研究院院長陳弦章

　　中新社記者 龍敏 張金川

　　南中國海有以王景弘名字命名的“景弘島”，文萊首都有為紀念王景弘而命名的“王總兵路”，印尼的三寶壟有王景弘的衣冠冢......王景弘在海外特別是東南亞等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qū)影響深遠，東南亞一帶迄今仍流傳著許多“景弘故事”，海內(nèi)外仍保留著不少紀念王景弘的遺址、遺跡。

　　“景弘故事”何以迄今流傳東南亞？時值“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福建龍巖學院教授、閩臺客家研究院院長陳弦章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闡釋。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王景弘是怎樣的歷史人物？

　　陳弦章：據(jù)康熙《寧洋縣志》(1692年)記載，王景弘的家鄉(xiāng)在閩西山區(qū)，即今天的福建龍巖漳平市赤水鎮(zhèn)香寮村許家山村。王景弘于明洪武年間入宮為宦，在建文元年(1399年)隨朱棣起兵；因“有擁立皇儲功”，深得明成祖朱棣器重，常被欽點隨成祖北巡或西征。王景弘還深得繼位的明仁宗朱高熾的高度信任，被欽點負責南京事務。

　　永樂三年(1405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王景弘以副使身份協(xié)助正使鄭和，率62艘巨型寶船、2.78萬余名官兵和水手組成龐大船隊，首次出使西洋，從此開啟航海生涯。28年間，他多次偕同鄭和共同組織和領導下西洋航?；顒?，先后到達亞洲、非洲等30多個國家，促進了中國與亞非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科技交流，成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航海家、外交家。

　　在開拓海上絲綢之路方面，鄭和、王景弘可與漢代出使西域打通陸上絲綢之路的張騫、班超媲美，但史書記載甚少。其原因有三：一是明代統(tǒng)治者吸取了歷朝宦官弄權危國的教訓，抑制宦官。二是修史者出于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偏見，卑視宦官?！睹魇贰穼︵嵑?、王景弘的記錄極少。三是正史只重國內(nèi)，對海外國家之事著墨甚少，或以奇聞、傳奇記于別史。

　　直至近代，梁啟超1905年在《新民叢報》發(fā)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肯定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作用，提出鄭和是“偉大航海家”的評價，揭開近代研究鄭和的序幕，對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自此，研究鄭和、王景弘下西洋團隊事跡者眾，有關鄭和七下西洋的原始史料陸續(xù)問世。

　　王景弘雕像。漳平市融媒體中心 供圖

　　中新社記者：王景弘偕同鄭和下西洋開創(chuàng)了怎樣的世界航海史？他們?yōu)楹伪环Q作世界上最偉大的航海家？

　　陳弦章：王景弘偕同鄭和下西洋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既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海洋活動的巍巍豐碑，又是15世紀世界大航?；顒拥恼厥迹瑸槭澜绾胶Ｊ聵I(yè)作出了卓越貢獻。

　　史載，1405年鄭和與王景弘率領龐大船隊，首次出使西洋，遠航時間比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等人出海遠航早約一個世紀，堪稱當時世界之首。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與王景弘走訪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成為中國古代航海事業(yè)的巔峰。

　　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返航途中，鄭和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王景弘受鄭和所托獨率船隊回國。在鄭和去世之后，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又奉旨第八次出使西洋，目的是為給死于中國大陸的蘇門答臘使者報信。

　　可以說，鄭和、王景弘下西洋發(fā)展了中國與亞非國家間的友好關系，促進了中外經(jīng)濟、文化、科學技術的交流，開辟了中國到達紅海及東非沿岸的航道，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促進了世界航運業(yè)的發(fā)展，促進華僑移入南洋并為開發(fā)南洋作出貢獻。

　　《天妃靈應之記》碑，鄭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在長樂太平港駐泊時所立。碑文共1177字，記載下西洋緣由及前六次下西洋往返日期及所至國家概況。漳平市融媒體中心 供圖

　　下西洋的船隊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體系。鄭和是總攬一切公務的統(tǒng)帥，而王景弘是航海技術方面的統(tǒng)領，有豐富的航海知識，全面負責船舶的征集與修建、航海技術人員的甄選、航海線路的確認、航海圖的測繪制作、水師的督練、后勤的保障等一系列事務。

　　大規(guī)模船隊出海，對造船技術、航海技術、行船編隊都提出更高要求。歷史上，中國有大江河、大海洋，造船技術、航行技術已有根基。首次下西洋時，最大的寶船長146.67米，寬50.94米，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航船。鄭和與王景弘奉命組建大船隊下西洋，必然促進船舶技術與航海技術的發(fā)展，尤其對福建等地。下西洋船隊里就有不少福船。

　　晚年的王景弘，在南京潛心整理航海資料，編寫了一本名為《赴西洋水程》的航海專著，系統(tǒng)總結(jié)了航海經(jīng)驗。這本書后來流傳到民間，成為明清時期航海人員的導航“秘本”，為促進中國航海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

　　王景弘故里。漳平市融媒體中心 供圖

　　中新社記者：“景弘故事”何以迄今流傳東南亞？開創(chuàng)海上絲綢之路，鄭和、王景弘有何貢獻？

　　陳弦章：鄭和與王景弘下西洋，每到一地，總是致力于增進與各地的交流，展示中華歷史文化，在當?shù)亓粝略S多佳話。在文萊的首都斯里巴加灣市，有一條“王總兵路”，據(jù)說這是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時王景弘到達的地方，史稱渤尼。這條路是當?shù)卣疄榧o念王景弘對文萊的貢獻而命名。

　　在東南亞各國，留存的鄭和、王景弘遺跡有30多處，其中各式各樣的三寶公廟均是為紀念鄭和、王景弘而建。為紀念鄭和、王景弘而命名的印尼三寶壟市，有三寶洞、三寶井、三寶墩等遺跡，每年6月29日都要舉辦活動紀念三寶大人登陸之日，此日鑼鼓喧天，熱鬧非凡。數(shù)百年來，這種敬拜鄭和、王景弘下西洋壯舉的活動，已走出華人聚落，成為印尼爪哇地區(qū)的一項習俗。此外，泰國的三寶港、馬來西亞的三寶山等，也銘記著鄭和、王景弘下西洋的特別貢獻。

　　鄭和、王景弘出使西洋打通了海上交通線，開創(chuàng)海上絲綢之路，對中國及海外所到之處的宗教、文化、教育、經(jīng)濟、政治、軍事等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一是密切對外交流與華僑華人的聯(lián)系。鄭和與王景弘率船隊下西洋密切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聯(lián)系。自鄭和與王景弘下西洋開辟海上航道之后，七下西洋的航線遍及整個東南亞、南亞與非洲，中國商人及移民開啟了漫長的“下南洋”經(jīng)商、種植、開礦之路，沿海地區(qū)的商人、民眾，隨著鄭和下西洋走向了海外。

　　二是經(jīng)貿(mào)上作出巨大貢獻。鄭和與王景弘下西洋有一個重要目的是推進官方貿(mào)易，“跨越海外，與諸番貨(貿(mào)易)”，并且“乃大賚西洋，貿(mào)采珍異”。在鄭和與王景弘下西洋的過程中，朝貢給賜、民間互市、傳播技術和國際貿(mào)易這四種經(jīng)貿(mào)傳播方式是交替進行的，帶動了中國與海外的貿(mào)易。中國的茶葉、瓷器、絲綢、棉布等源源不斷銷往西洋，西洋各種香料則源源不斷銷來中國。

　　三是物種引進與農(nóng)業(yè)技術輸出的貢獻。鄭和與王景弘下西洋后，流向中國的香料種類日益繁多，數(shù)量大增。香料是明代中外經(jīng)貿(mào)往來的重要物質(zhì)，貿(mào)易規(guī)模大，尤其是有心人將眾多植物引種國內(nèi)，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同時，中國先進的農(nóng)耕技術也傳播海外，造福海外民眾。史載，當年下西洋船隊的船員在三寶壟傳播明朝先進的農(nóng)業(yè)技術和手工業(yè)技術，通過改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當?shù)厝顺晒Ω牧剂吮就赁r(nóng)產(chǎn)品。

　　四是傳播中國文化與民間信仰。鄭和與王景弘下西洋帶動了中國文化、中國技術、民間信仰在海外的傳播。如媽祖信仰，因有明太祖、明成祖兩位皇帝為媽祖敕封，影響巨大。祭祀媽祖、傳播媽祖信仰成為鄭和、王景弘下西洋船隊一項重要活動。

　　五是促進船舶技術與航海技術的發(fā)展。造船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表明，當時船舶技術與航海技術是非常先進的。

　　王景弘雕像。漳平市融媒體中心 供圖

　　中新社記者：鄭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偉大壯舉，對當下共建“一帶一路”有何啟示？

　　陳弦章：鄭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壯舉及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對當下中國的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一帶一路”有著借鑒作用。

　　在許多西方學者眼中，中國是“沒有海洋文明的大陸國家”。雖然啟航時間遠早于哥倫布、麥哲倫，但鄭和、王景弘下西洋之舉也只被視為航海史上一場突發(fā)的活動。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

　　事實上，中華文明是農(nóng)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偉大文明。鄭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偉大壯舉，體現(xiàn)了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和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決心。

　　與西方早期航海探險活動相比，鄭和、王景弘下西洋具有鮮明的和平性，所到之處至今還有他們美好的故事傳說和紀念他們的地名等。這是中國人以自己傳統(tǒng)的政治道德理念，為嘗試建立一種和平、和諧的世界秩序而進行的一次和平實踐，這種實踐在共建“一帶一路”的今天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陳弦章，龍巖學院閩臺客家研究院院長、客家學研究中心主任，閩西客家聯(lián)誼會副會長，，福建師范大學碩士生導師；主要致力于中國文學、客家文化、紅色文化、文化傳播與旅游開發(fā)的教學與研究。出版專著《民間信仰與客家社會》《歌唱：生命的律動》《閩西客家民間信仰與風俗研究》《語文教育文化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導論》等，承擔和主持過多項省部級科研課題，并擔任《環(huán)球客家》雜志執(zhí)行主編，發(fā)表學術論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