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好生活之樹——從《星空與半棵樹》說開去
長篇新作《星空與半棵樹》的初稿,是我在寫完《西京故事》后拉拉雜雜寫下的,因為很多事情還需要拉開時間距離再看看,就放下了。之后又接連寫了被稱為“舞臺三部曲”的《裝臺》《主角》《喜劇》。有人希望我沿著這個路子繼續(xù)寫下去,也有人說應該轉轉舵。我倒沒過多考慮與“舞臺”的關聯(lián)度,因為舞臺永遠是一個平臺,無非是提供人表演的場所,至于把人物放到哪里去表演,那要看你對哪個場所更熟悉。一個不熟悉的場域,會讓我那些急著施展拳腳的人物縮手縮腳,并吃盡暗虧。盡管如此,在《星空與半棵樹》的改寫中,我還是在人物的表演舞臺上做了延展與調適。
這里拉開的是一個從鄉(xiāng)村到小鎮(zhèn),再到縣城、省城、京城的寬闊舞臺,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高高低低。而抽絲剝繭,故事的緣起和一個基層干部的幾句話有關。我在省城工作時,他來看我,跟我講了一件小事:兩家人因為地畔子上一棵樹的產權問題沒有解決好,結果事情越卷越大,積怨越來越深。他說只要基層干部有一句話,也許早就解決了,可偏偏沒人說,大概都覺得事情太小吧。那時我并沒在意,后來調到北京又從這位朋友口中聽到幾個故事,腦子里就有一些形象揮之不去了,與我所熟悉的這幾十年漫長的歷史畫卷發(fā)生了勾連。而這幅畫卷恰與我當初寫的那部小說初稿暗合,我就把它翻出來重讀。一點一滴,從兒時由偏僻鄉(xiāng)村對星空的深邃記憶,到山鄉(xiāng)的河山、村落、宅院、人物等摧枯拉朽般地改頭換面,再到鐵路、高速路、高鐵對物理空間的陡然拉近,以至城鄉(xiāng)邊界的顯性模糊與隱性加深……我開始了一種混沌的過往盤點與整合記錄。
小說的名字“星空與半棵樹”有兩部分,先說“星空”。我對山村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星空。在稍高一點的地方,就覺得星空像一頂筒狀的帽子,戴在我們頭上,邊沿耷拉到山腳下。我記得上小學時有一位老師是主張我們多看星星月亮的。他說,晚上回去記得數(shù)數(shù)星星,別老用眼睛盯著腳下有沒有分分錢。在課堂上,他又會講到圍繞太陽系旋轉的九大行星,因為那時冥王星這顆不夠尺寸的矮行星還沒被踢出去。我相信老師讓大家多看月亮、數(shù)星星、別老盯著腳下分分錢的幽默提點,一定會讓同學們記憶深刻。后來進縣城工作,星星還是那個星星,但至多抬頭看看月亮,因為生活逼得你還真需要時時盯著腳下的分分錢了。再進了省城,連看月亮都少了。星空,就逐漸成了一種存在的概念。
就在這時,我突然又被專題片里畫面優(yōu)美、奧妙無窮的太空所吸引,閱讀興趣隨之轉移,從卡爾薩根的《宇宙》、霍金的《時間簡史》、布萊森的《萬物簡史》等書中,甚至得到了比一些社會學家縱論社會演進規(guī)律更深刻的洞見。他們將人類的生死存亡、宗教、哲學、歷史、科學、經濟、技術、戰(zhàn)爭、病毒、進化,統(tǒng)攝在天體的照妖鏡下,一一辨析著我們認識自己、改造世界的可行性。隨著網絡閱讀的勃興,我停掉了訂閱的其他刊物,卻始終保留著《天文愛好者》雜志,甚至還買了一臺天文望遠鏡,不時向天空掃射一二。再回到鄉(xiāng)村,我想拜訪那位讓我們數(shù)星星的老師,可人已作古,就想在小說中復活他的形象。因為鄉(xiāng)村總有那么一些人,讓我們擁有看到深廣與遼闊的胸襟和眼神。他手提的老馬燈,有時真能照亮一個山村。小說的一個特殊人物——民辦教師草澤明就出場了。他有兩個學生,其中一個,就是背著一部上大學時購買的漆皮斑駁的二手望遠鏡,一次次奔波在路上的安北斗。他老想仰望星空,可腳下要處理的卻偏偏是半棵樹的事。
再說“半棵樹”。對星空而言,太陽系在銀河的恒星系統(tǒng)中,有數(shù)千億個。而銀河系在宇宙的星盤上,也有萬億個以上。連龐大的銀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塵埃,何況地球上的半棵樹??稍谶@半棵樹的主人溫如風看來,它卻有關尊嚴、權利、面子、里子,一個男人甚至一個人的一切。因此,他屢屢踏上討要公道之路,甚至耽誤了志在仰望星空的安北斗。安北斗由無奈、討厭、氣憤、惱恨,到理解、同情、不平、介入,他越來越感到自己是干了一件有價值的事,與天文愛好者夢寐以求的小行星發(fā)現(xiàn)之旅殊途同歸了。理想信念,看似高蹈出塵、超然絕俗,但最終落到俗世層面上,落到一名基層公務員安北斗身上,就具體到了幫村民溫如風爭取那半棵樹的權利上。
生活與小說,在我看來,有時就是一棵樹的狀態(tài)。根系越龐大,主干越粗壯,旁枝越紛擾,葉莖越繁復,就越耐看、越有意味。小說只是對生活之樹做一種精心的爬梳與打理。把你知道的有趣世事通過講故事的方式講出來。其實還是戲劇家李漁“立主腦、剪頭緒”的問題。只是小說的“主腦”和“頭緒”更加豐沛斑駁,因為有可以“拉平撴展”的長度自由。而自由恰恰又需要一種更大的限制,只“拉平撴展”肯定亂糟無序。一個村子本來就是一棵不小的大樹,厘清頭緒實在是一件難事,何況我還想由村子連帶到鎮(zhèn)上,再由鎮(zhèn)上帶到縣上、省城、京城,有時就覺得這故事特別不好講。但小說最終仍是對一個村鎮(zhèn)的山川物理、鳥蟲花草、人情風貌、生老病死的鋪陳,就有了一個看待整體的落腳點。
我所經歷的半世滄桑,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小單元。但這注定是一個重要單元——歷史不可能忽略這十幾億人的生命共進。透過一個村鎮(zhèn)去仰觀俯察,其中的摸爬滾打、拼死拼活、山崩地坼、反復試錯,都具有了一個時代演進史上的獨特意義。我們的所有行動都是一個過程,當我們恨著大山的貧瘠、閉塞,認認真真折騰幾番后,才逐漸讀懂了人與自然生態(tài)之間和光同塵的重要。星空與大地,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認識與把握生存命運的關鍵點,無論怎樣潮起潮涌,最終還會落在敬畏、適洽、呵護與共生上。
歸根結底,小說是寫人的藝術。人是最復雜、微妙、多變的,我們閱不盡、品不夠,其價值、尊嚴、智慧、力量之綜合,體現(xiàn)了人的高貴性。而善良與惡行、淳厚與奸詐、正大與宵小、愛憐與仇恨、守常與貪婪,交匯出人的百態(tài)千面,這是作家無法窮盡的世相。由一個或幾個人到一群人的命運,再自然地牽連出現(xiàn)實的、時代的、歷史的命運,雖然故事各不相同,打開的世界存在巨大差異,但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仍在一個個具體可感的人身上。魯迅說:“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蔽以絹碓襟w會到這句話對于文學的意義。當我們感覺不到遠方所發(fā)生的故事與我們作為人的牽絆時,說明我們正在麻木或墮落,文學也變得無意義。
小說當然也要探索新的藝術技巧和表達方式,需要不斷地求新變異,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對人,對由人牽連出的廣闊時代、現(xiàn)實和歷史的打理記錄。文學是關于人的一系列行為的系統(tǒng)性安排,人的行為的變數(shù),決定著小說的前進方向,任何技術,都只是人的行為的拐杖。當拐杖影響了人的行為時,哪怕這個拐杖再漂亮,再精美,大概都得忍痛割愛。這部小說里有一個特殊的角色——貓頭鷹,他比我說得多,比《喜劇》里那條柯基犬說得也多。它不時對人類的過錯絮叨個沒完,有時對自己也十分不滿。但愿這只貓頭鷹不是某種后現(xiàn)代技法的刻意,而是一個創(chuàng)新的藝術形象。希望人類有更多的它或他存在,賜予我們從更廣闊的星空來打量現(xiàn)實、省察生活的能力,增強自己更高層次的覺悟。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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