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科學作為人類科學，必須為人的主觀性所造成的不確定性留下足夠的空間。

　　奧地利學派著名經濟學家米塞斯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自然科學與人類科學之間的差異：“你把一塊石頭扔進水里，它會沉下去；你把一根木棍扔進水里，它會浮起來；但如果你把一個人扔進水里，那么他必須決定沉下去還是游泳?！?/p>

　　這個例子很精辟。石頭或樹枝是沒有思想，沒有意志的，它們的運動方式完全由外部條件所決定。我們只需要了解一些客觀的參數，比如外力大小，運動的物體質量大小等，就可以通過計算，得知物體的狀態(tài)，并預測其后的發(fā)展。如果實際情況與預測不符，那是因為測量不準確，或者漏了某個參數，或者是據以計算的公式有問題，等等，都是技術性的原因，而不是因為石頭或樹枝存在某種科學無法解釋的內在“思想”。所以人們會說，科學就是“測量和計算”。

　　但人不同，人被扔進水里，是由他自己來決定是沉下去還是游泳。這里有幾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首先，人的行為受客觀條件的影響。如果這個人不被扔進水里，他就不用決定是沉下去還是游泳。而且如果他完全不會游泳，那么也就沒有游泳這個選項了，只能沉下去。其次，在存在不同選擇的前提下，是由行為人本人來做出決定；第三，造成這種選擇的情勢本身，可能也是人的行為的結果——這個人是被另一個人扔進水里的。

　　在近代以前，自然科學尚不發(fā)達。人們通常把各種自然現象和人的行為都解釋為神的旨意，自然科學通過清除其解釋中所有形式的擬人論而變得成熟，通過找到現象背后的物理學解釋，科學思想得以發(fā)展進步。

　　自然科學的發(fā)展極大地改進了我們對自然界的理解，這也促使人們將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于人類社會，然而，這恰恰混淆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根本性不同。

　　運用自然科學來研究人類，如研究石塊和樹枝那樣，是把人的行為分解為可以客觀測量的各種參數，建立模型，推導公式，進行計算，試圖以此來把握人的行動的“客觀規(guī)律”。然而，如開篇米塞斯的例子所闡明的那樣，這忽視了人的主觀性。自然科學的方法認為這種主觀性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由客觀條件所決定的，要么是可以從外部測量的。

　　吊詭的是，在這種“科學主義”的視角下，人的行為是被決定的，而不是自主的，這其實與古代認為是神的旨意來決定人的行為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卻披上一層現代科學的外衣，從而更具有迷惑性，更難以被人質疑。科學家們，或者說經濟學科學家們，成為神一樣的存在。他們推銷的是這樣的理論，只要改變幾個參數，就可以決定他人的行為，決定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面貌。這其實是計劃經濟和各種干預主義經濟政策的思想根源。

　　理智的學者早已發(fā)現了這種科學主義的問題所在，并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肯尼斯·博爾丁擔心，在理解我們所處的混亂的社會世界時，數學建模的完美精確將不像不太精確的文學方法那么有效。有經濟學家警告科學主義的道路不僅會導致對人和社會的錯誤認識，而且給人的印象是社會科學可以成為社會控制的有效工具。

　　實際上，當我們從社會科學中清除了目的和計劃時，我們已清除了研究的主體。一個人不是石頭，石頭不能和我們說話。意圖和意義這類的概念在自然科學中不起任何作用，但它們是社會科學的實質。

　　因此，經濟科學作為人類科學，必須為人的主觀性所造成的不確定性留下足夠的空間。這種不確定性是無法通過更準確的測量、更精致的模型和更復雜的公式加以消除的。當然，人類科學既然能稱之為科學，必然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理解和研究主觀不確定性與客觀規(guī)律之間的關系，應當始終是人類科學最核心的任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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