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 鋒（中國美術(shù)館研究館員）

　　馮先生是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從“有志于學”到耄耋之年，先生秉持“老老實實地讀書，踏踏實實地積累”的不二法門，專一于中國書畫裝潢事業(yè)。

　　論其實踐積累，裝裱修復的古代書畫作品數(shù)以千計，且多為唐宋以來的赫赫名跡，由技至藝，由藝而道，已達“庖丁解?！卑愕挠稳杏杏?。當純熟的手藝已然達到物我合一，先生則上下求索，將個體的技藝經(jīng)驗納入到歷史長河的技藝文脈之中，在學問修養(yǎng)中考察其緣由、推證其發(fā)展，既是為書畫裝潢這一獨特的傳統(tǒng)技藝總結(jié)經(jīng)驗、昭示后學，也是自我道德情感潤化提升的必由之路和重要途徑。這本新著《中國書畫裝潢要略》，雖是針對書畫裝潢發(fā)展歷史“要略”的專門之作，僅“略數(shù)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但卻集先生六十六年技藝、學問為一身，折射其人生經(jīng)歷，潛隱其至誠德性。

　　先生于1982年就已出版《中國書畫裝裱概說》一書。從“概說”到“要略”，四十年間，“重寫一本像樣的裝潢概略的愿望更加強烈”，為何？先生雖言“拙文實如粗絲之布，頗顯干癟浮淺”，但“概說”的奠基與開創(chuàng)之功，確實不能抹滅，續(xù)寫“要略”，依學生看來，正是先生“吾道一以貫之”的熱愛、摯誠與使命所致。

　　此書之“要”，首先在于以宏闊而連貫的視野勾勒了中國書畫裝潢整個的歷史發(fā)展脈絡。裝潢技藝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從簡樸實用到美化保護，進而形成一代又一代之風規(guī)。如果說，從漢代帛畫到三國魏晉時期“托心術(shù)”的產(chǎn)生，是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發(fā)軔期；兩晉與南北朝時期則是各種形制、材料、技法的充分發(fā)展期；隋唐以來，修、染、裝分工明確，宮廷裝潢形成規(guī)制定格，富麗堂皇，向更加完美的方向發(fā)展；兩宋不僅在裝潢形式方面多樣化、規(guī)范化，如赫赫有名的“宣和裱”，并轉(zhuǎn)入注重書畫的保護階段，總結(jié)了諸多經(jīng)驗；元明清精彩紛呈，技藝的精致化與普及化并存，風格的文雅化與皇家氣同在；民國至今，從民間店鋪到公私合營、文博機構(gòu)，書畫裝潢事業(yè)傳承有自，邁入新的輝煌。先生所著，歷朝歷代無有偏廢，即使如隋、元、民國，也在爬梳鉤沉中管窺其時代特點及在歷史發(fā)展中承前啟后的意義。這樣代代承傳的歷史意識與研究態(tài)度，貫穿整個著作，裝潢源流、風格特點、形制演變、材料使用、技法發(fā)展等等，都融為一體。文獻之博綜、材料之新穎、考證之翔實、線索之明確，都使“要略”之“史”躍然浮現(xiàn)，而且，有厚度、有高度，更有將技藝提升為人文思考的溫度。

　　技藝的背后，是人，有名的、無名的，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在不斷演進的技藝操作中，凝結(jié)為這門技藝特有的人文精神。先生所述“要略”之要，其次正體現(xiàn)于此。對于無名的工匠，先生在歷朝所述中，都格外注意挖掘這方面的史料，如東漢“少府”管轄的畫工稱“黃門畫者”或“尚方畫工”；南朝也設有“少府”——監(jiān)掌百工技藝的機構(gòu)，并在畫上出現(xiàn)“裝護人”姓名；唐代“在朝廷設置的政府機構(gòu)中，出現(xiàn)了專事裝潢的人員和官職”，有“直”“匠”之別……正是這些歷史中無載的工匠師傅，默默地傳承著這門技藝絕學。先生由此寫道：“真正修復國之瑰寶的是官府所設‘作場’中的‘國匠’‘巧手’們。他們是真正促進裝潢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的勞動者?！睂τ谟忻?，無論是帝王貴胄、還是士夫文人，先生都有綜論褒貶，尤能對其于裝潢業(yè)的推動之功作貼切之評；而對于虞龢《論書表》、賈思勰《齊民要術(shù)》、米芾《書史》《畫史》、陶宗儀《輟耕錄》、文震亨《長物志》、周嘉胄《裝潢志》、方以智《通雅》等這些文人學者關(guān)于裝潢的專門之論或散論片段，先生均盛贊他們的高潔人品、高雅情操，辨析其要旨、厘定其地位、總結(jié)其經(jīng)驗，多有知人論世之談，讀之發(fā)人深思。

　　或許在一般人看來，書畫裝潢就僅僅只是一門技藝，然而，由于其與書畫作品相伴而生，從某種程度而言，它們已然為完整的一體。從小處看，書畫材料與裝潢材料基本相同，一些特殊的書畫材料需要裝潢者染制才能開始創(chuàng)作，書畫作品展觀、收納都有待于裝潢的美化和保護，在書畫鑒藏中，裝潢、修復是重要的保護手段，同時也是鑒賞的一部分，可以說，書畫與裝潢乃是休戚相關(guān)、美美與共的統(tǒng)一體。從大處看，“裝潢”既與物質(zhì)史、材料史、技藝史緊密相關(guān)，又與書畫發(fā)展史、審美史、風格史密不可分。甚或說，上至中國文化的宇宙觀念、思維方式（如裝潢中的“天頭”“地頭”之稱），下至日常起居、生活雅事，都與之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更何況，在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中，“大歷史”的方方面面都推動并制約著它的演變。先生的這本“要略”，其“要”之三就在于廣搜博取、由博返約，是由時間、技藝、閱歷、學養(yǎng)、情感等共同積淀而成。說起先生查找資料的方法，一定會讓今天已經(jīng)習慣于電子檢索的年輕人嗤笑。家里備著《二十四史》，從友人處又隨借隨還《叢書集成》，在學校翻檢《文淵閣四庫全書》，見一條抄一條，不取耳食、力求目證，終至集腋成裘。對于前輩研究成果，先生則“慎而恭”，既審慎擇取，如大量引用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shù)史稿》、王以坤《書畫裝潢沿革考》中的精辟論斷，又本著恭敬的態(tài)度大膽指謬；對于后輩學生，哪怕只是一篇課堂作業(yè)，只要有新意、有價值，先生也嘉賞引用。今天的學術(shù)研究，極重方法論，各種方法一擁而上，先生的笨辦法，卻納物質(zhì)材料、職官制度、社會習俗、審美風尚等為一爐，毫無違和、切割之感，實得人文互化、博約相濟之大要。

　　熟悉馮先生的人，無論長輩同輩晚輩，都認為先生重情重義、不拘小節(jié)。謝稚柳老對其修畫分文不取的行為，激賞贊曰“大俠”；弟子們也早已習慣先生稱自己為“閨女”“小子”；先生那不修邊幅的樣子也已成為美院的一道風景。先生喜小酌，酒后常說“玩玩而已”；然，繼絕學之技、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又豈止賞玩風態(tài)呢？修畫時，他總言“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因為熱愛、因為真摯，因而“惶惶”，終成先生其技、其學之“煌煌”！

　　向先生致敬！愿先生健康！期望先生能陪我們這些小朋友們一直“玩下去”。